我们那年

　　深秋的北京西郊，一处仿照上世纪九十年代风格精心布置的片场里，阳光透过老式玻璃窗，在落满灰尘的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导演陈帆喊了一声“停”，却并没有立刻讲解下一场戏，而是走到演员身边，轻轻指了指课桌一角。那里，不知何时被道具组悄悄刻上了一个小小的“早”字。“这种细节，”陈帆对身旁的记者说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不是我们设计的，是记忆自己渗出来了。”

　　由青禾影业出品，历时三年筹备的电视剧《我们那年》，近期于低调试拍中悄然进入公众视野。与其说这是一部作品，不如说它更像一次庞大而虔诚的集体考古，试图从泛黄的岁月里打捞起一代人共同的情感标本。该剧避开了宏大的历史叙事，镜头始终聚焦于长江沿岸一座小城里，几个普通家庭在1990至2000年间发生的悲欢离合。

　　制片人林薇是项目最初的发起者。在她的办公室里，她向记者展示了整整一柜子的“废料”：上百封手写信件、一本本牛皮纸封面的日记、甚至还有几盘标签模糊的录音带。“这些是我们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真实故事，是成千上万普通人的‘那年’。”林薇拿起一摞用橡皮筋捆着的信纸，语气郑重，“我们做的不是虚构的戏剧，而是为这些真实的悸动、遗憾和温暖，找一个安放的容器。编剧团队的工作，更像是‘翻译’，把生活的毛边和纹理翻译成镜头语言。”

　　为了极致还原时代肌理，剧组陷入了一种近乎偏执的考据。小到一副挂在门后的旧挂历，一盒需要用力戳开蜡封的火柴，一场关于《大话西游》的街头争论，都经过了反复的求证与打磨。美术指导坦言，最大的挑战并非复现场景，而是复现一种“空气”，“那种介于匮乏与希望之间，有些躁动又有些温馨的独特氛围。我们找的不是旧物件，是旧温度。”

　　这种温度，首先烫到的是演员。青年演员苏曼在剧中饰演一名面对家庭变故与升学压力的高三学生。她告诉记者，进组前，她收到道具组给她的一台真正的国产老式随身听和两盘磁带。“当我按下播放键，听到磁带转动的‘滋滋’声和那失真的歌声时，我突然就懂了那种‘慢’。那个年代的喜悦和悲伤，都是用很长的时间去酝酿、传递和接收的，所以格外浓烈。”为了找到感觉，她与剧中饰演父母的演员在戏外也同住在一个单元楼里，学着用煤炉生火，用手洗衣服，让生活节奏彻底“慢”下来。

　　《我们那年》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怀旧。它的深层野心，在于搭建一座沟通代际的桥梁。总导演陈帆认为，纯粹的怀旧是感伤主义的，而他们想要的是“对话”。“90年代是巨变的前夜，无数父辈在他们年轻的战场上，经历了并不逊于今天的迷茫、选择与奋斗。我们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看到，他们的父母也曾那样年轻过，热血过，浪漫过。那种理解，或许能消解许多当下的隔阂。”

　　这种创作理念，在近期一场面向高校的内部看片会上得到了初步印证。放映结束后，一位“00后”大学生在交流环节站起来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。他说：“我以前总觉得爸妈唠叨，害怕他们过问我的生活。但看了那段父亲偷偷卖掉手表给儿子买参考书的情节，我忽然理解了。那不是控制，那是一个沉默年代里，他们能拿出的最炽热的爱。”这一刻，作品超越了屏幕，成为了和解的仪式。

　　随着拍摄进入尾声，《我们那年》的轮廓愈发清晰。它没有强情节的激烈冲突，更像是一幅用温情笔触勾勒的时代风情长卷。它试图告诉观众，历史不独属于伟人与英雄，同样深刻地镌刻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家常日子、每一次无声的告别与每一次笨拙的拥抱里。

　　时代的列车轰鸣向前，碎石子路上的脚印早已被风吹淡，教室里的欢笑与争吵也消散于空中。但《我们那年》坚信，有些东西从未真正消失，它们只是静静地沉睡在记忆深处，等待一个温柔的召唤，便能再次发出铿锵的回响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这或许正是这部作品悄然流淌的最终野心——它不仅仅回顾“我们那年”，更想提醒每一个正在创造“今年”的我们，勿忘来时路，珍惜眼前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