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肉龙

　　暮色渐沉时，老城区那条名为“福康里”的巷子深处，开始飘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复合香气。这香气，霸道又温存，是油脂经明火炙烤后迸发出的焦香，是酱料在高温下渗入肉纤维的醇厚，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、仿佛来自遥远记忆里的甜。对许多循着味儿找来的食客而言，这不是普通的烧烤味，这是“烧肉龙”苏醒的信号。

　　“烧肉龙”是这家店的店名，也是老板兼唯一主理人赵师傅的绰号。店面狭小，仅能放下四张桌子，装修更是谈不上，墙壁被岁月和油烟熏成了温暖的暗黄色。但每晚六点开门前，门口必定已排起长队。人们等待的，不只是一餐饭，更像是一场由赵师傅主导的、充满仪式感的味觉体验。

　　赵师傅年近六十，身材精干，沉默寡言。他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深色围裙，站在那个自砌的炭火烤炉前，便是这方天地的绝对主角。他的动作不疾不徐，带着一种近乎禅定的专注。只见他用长筷夹起一片事先用秘制酱料腌制了数小时的五花肉，那肉肥瘦相间，层次分明，宛如上好的大理石。肉片轻置于烧得透红的炭火网上，“刺啦”一声，青烟腾起，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。他并不急于翻动，而是观察着肉汁的收缩与颜色的变化，时机一到，手腕轻抖，肉片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，稳稳落下。这套动作，他重复了三十多年。

　　“没什么诀窍，就是耐心和火候。”面对好奇的询问，赵师傅总是用这句简单的话搪塞过去。但熟客们都晓得，这“火候”二字，蕴含的功夫深不见底。炭的种类、摆放的疏密、风向的变化，甚至当日空气的湿度，都在赵师傅的考量之中。他像一位古老的炼金术士，与火对话，将平凡的猪肉点化成金黄微焦、外酥里嫩、入口即化的珍馐。

　　常客里有一位姓李的老先生，每周雷打不动要来一次。他总是点上一份烧肉，配一碗白饭，再温一壶小小的绍兴酒。他常说：“吃老赵的烧肉，能吃出以前的味道，是我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去街边老摊子上的那个味儿。”这“以前的味道”，或许正是“烧肉龙”最大的魔力。在食品工业高度发达、预制菜和标准化口味泛滥的今天，赵师傅坚持用最新鲜的本地土猪肉，酱料是自己调配熬煮，连蘸肉的辣椒粉，都是他亲自挑选不同产地的辣椒烘焙后手工舂制的。这种固执的“手工感”和“不确定性”，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品质，让每一口咀嚼都充满了真实的生命力。

　　店里没有菜单，吃的就是烤猪肉，分肥瘦程度和不同部位，此外便是几样清口的小菜和主食。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魅力。来自天南地北的食客挤在狭小的空间里，陌生人往往因拼桌而攀谈起来，话题从烧肉的美味，延伸到各自的生活。杯盘交错间，食物的热气与交谈的热络交融在一起，小小的“烧肉龙”成了一个温暖的社交场域，慰藉着都市人孤独的肠胃与心灵。

　　然而，繁华背后亦有隐忧。赵师傅的手艺，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传人。“现在的年轻人，哪个耐得住这个寂寞？一站就是大半夜，烟熏火燎的。”他叹了口气，眼神里掠过一丝黯淡。儿子在大学里学计算机，对此毫无兴趣。也曾有人慕名而来想学艺，但大多受不了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和严苛的要求，没几天就走了。这门承载着时光与记忆的手艺，面临着失传的危机。有老主顾劝他开分店，或者把配方标准化，做成包装食品，赵师傅都摇头拒绝了。“这东西，离了这炉火，离了我这双手，就不是那个味儿了。”他固执地守护着这方寸之间的传统，仿佛守护着一个即将熄灭的火种。

　　深夜十一点，最后一拨客人满意地散去。赵师傅开始收拾灶台，清洗工具。炭火的余温尚未散尽，店内依然弥漫着浓郁的肉香。他关掉大部分的灯，只留一盏昏黄的灯泡，照亮着他清瘦的背影。对于未来，他似乎没有想得太远，只是日复一日地点燃炭火，腌制猪肉，迎接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食客。

　　“烧肉龙”不仅仅是一家餐馆，它是一个活着的记忆载体，一个用味觉构建的情感共同体。在飞速变迁的城市图景中，它像一座孤岛，固执地飘散着一种属于过去的、温暖的烟火气。那袅袅升腾的，不仅是烤肉的青烟，更是一种正在缓慢消逝的生活方式的余韵。明天，当炭火再次燃起，这条“龙”将继续用它独特的香气，唤醒味蕾，也唤醒深藏于人们心底的、关于“家”与“传统”的绵长思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