失去的丈夫

　　暮色渐沉时，五十三岁的李佩兰总会下意识地看向窗外，那条从小区门口蜿蜒进来的小路，是她丈夫刘建民七年前那个寻常午后出门买烟时走过的最后一段路。阳台上那盆茉莉花，从那时起便再没人精心修剪过，一如这个家，永远缺失了一角。七年来，寻找丈夫，已成为李佩兰活着的全部意义，她的生活凝固在了201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。

　　“他说就下楼买包烟，十分钟就回来。”李佩兰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扰了某种脆弱的东西。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丈夫那天穿的是一件浅灰色的旧T恤，拖鞋的右脚后跟有些磨偏了。那包没来得及抽的烟，成了一个家庭剧变的冰冷注脚。十分钟变成了一个小时，一个下午，一个不眠之夜，然后是两千五百多个日夜的煎熬。

　　刘建民的失踪，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最初的涟漪剧烈而混乱。报警、查监控、询问亲友、张贴寻人启事……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。监控只捕捉到他走出小区大门的背影，随后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中。没有争吵，没有债务，没有预兆，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“蒸发”了。留给李佩兰的，是一个巨大的、令人窒息的问号。

　　最初的几年，寻找是轰轰烈烈的。李佩兰印了上万份寻人启事，和儿子一起跑遍了邻近的几个省市。她辞去了稳定的工作，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这场渺茫的搜寻中。她睡过车站的长椅，吃过冰冷的馒头，面对过无数次的失望甚至欺骗。有人声称在南方工地见过相似的人，她立刻坐几十个小时的硬座赶去，发现只是背影有些相像；有人提供模糊的线索索要酬金，她明知可能是陷阱也愿意一试。希望一次次燃起，又一次次熄灭，像暗夜中划亮的火柴，短暂地照亮一片虚空，旋即又被更深的黑暗吞没。

　　“我不能停，我一停，他就真的没了。”李佩兰的执拗，让儿子刘浩既心疼又无奈。这个家庭的生活重心彻底偏离了轨道。春节的团圆饭桌上，永远多摆一副碗筷；刘建民的衣物，李佩兰依旧按季节整理晾晒，仿佛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。时间在这个家里似乎失去了线性流动的意义，它循环往复，始终锚定在那个失去的瞬间。亲戚们从最初的全力支持，到后来委婉地劝她“向前看”，李佩兰明白大家的好意，但她无法“向前”，她的时间，已经和丈夫一起停滞了。

　　转折发生在失踪后的第五年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李佩兰在一位志愿者的帮助下，将丈夫的信息录入了一个专业的、面向全国的非正常失踪者数据库。她不再仅仅依靠双腿和双眼漫无目的地寻找，而是开始学习在虚拟的数据海洋中打捞线索。她加入了好几个有类似经历的家庭组成的互助群，在那里，她发现“失去的丈夫”、“失去的妻子”并非孤例。每个沉默的账号背后，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和一段被强行中断的人生。他们分享信息，互相鼓励，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抱团取暖。李佩兰意识到，丈夫的失踪，或许并非一个孤立的、难以启齿的家庭悲剧，而是一个更复杂、更值得被关注的社会议题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急剧增加，类似刘建民这样“非正常失踪”的案例并不罕见。他们或因疾病（如阿尔茨海默症）走失，或因精神压力临时起意离开家庭，或遭遇意外却身份不明，原因各异，但都给家庭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和沉重的法律、伦理负担。由于立案标准和寻人资源的限制，许多成年失踪者的寻找如同大海捞针，家属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李佩兰们的坚持，不仅是为了找回具体的亲人，也是在对抗这种“被遗忘”的命运，他们的存在，叩问着社会对于此类失踪人群的关注度和支持系统是否完善。

　　如今，李佩兰的生活有了新的节奏。她每天会花时间在网上更新信息、核对线索，也会和互助群里的“难友”们交流情况。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关注新闻里关于无名氏、流浪人员的报道。她的寻找，从一种悲壮的体力奔波，变成了一种更为坚韧、更具策略性的日常。她甚至开始整理这些年的经历和收集到的案例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引起更多人对这个群体的关注。

　　寻人启事上的照片，是刘建民年轻时的样子，笑容温和。而李佩兰的手机相册里，存着一张她用软件模拟的丈夫如今可能模样的图片——鬓角染霜，眼角刻上了皱纹。她看着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，轻声说：“我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但我相信，他一定也在某个地方，想着回家。”

　　夕阳的余晖最后一次掠过窗台，将那盆无人修剪却依旧顽强活着的茉莉花染成金色。李佩兰关上窗，屋内安静下来。对于这个世界而言，刘建民可能只是一个名字，一串冰冷的档案号码；但对于李佩兰，他是整个被掏空的青春，是每日每夜无声的呼唤，是一场看不到终点却必须走下去的追寻。《失去的丈夫》，不是一个过去完成时的故事，而是一场现在进行时的等待。在这等待背后，是无数个类似家庭对团圆的不灭信念，以及对完善社会寻人机制的无言期盼。